鄒某在上海某科技公司從事行政助理工作，并兼任保管法人印鑒章和開具發票的出納職責，外出辦事可報銷交通費用。2010年5月14日，鄒某受公司指令開具一張出票日期為2010年6月18日、金額為220586元的支票。但自2010年6月10日起，公司啟用新的法定代表人印鑒章。

　　2010年6月21日上午10時15分左右，公司財務部接到銀行電話通知，稱前述支票上加蓋的法人印鑒章與公司預留的印鑒章不一致，要求公司派員于當天10點45分趕到銀行補蓋新的法定代表人印鑒章。該財務部即與鄒某聯系，但鄒某以重要商務工作在手、時間不夠等為由，并未去銀行辦理。

　　2010年7月14日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認定該公司存在“簽發與預留的簽章不符的支票”的違法行為，據此對公司處以11029.30元的罰款。公司繳納了罰款后，于2010年11月3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，要求鄒某賠償損失11029.30元。

　　鄒某認為，其本身無**的財務知識，同時接到公司出納通知后，本人也找了其他同事幫助，但確實時間上來不及，此事也及時向公司領導進行了匯報。本案所涉的銀行罰款導致公司的損失與其過失無任何因果關系，且本人處理此事也無任何有意或無意的違規失職行為。

　　公司認為，處理本次事件毋需有財務**知識，公司被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處罰，完全是由于鄒某的失職行為所致。

　　仲裁委經審理后認為，鄒某作為公司負責保管法定代表人印鑒章的專門人員，已經接受了要求其至銀行補蓋印鑒章的指令，有義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，為公司彌補損失。就本案而言，其應該采取行動趕赴銀行，如果采取行動之后，仍無法挽回，即可免除其責任，而鄒某以時間不夠等為由，并未采取前述的行動，且補蓋印鑒章并不需要**的財務知識。因此，鄒某未能及時采取行動，亦是公司遭受處罰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其對于本案損害后果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過錯，應承擔相應的責任。本案損害后果的造成，主要由于開具票據發生在新舊法定代表人印鑒章更換時，該公司既未安排相應的預案和補救措施，也未充分預計到由此產生的風險并及時應對，對損害后果的發生亦存在過錯，且應該承擔主要責任。鄒某事發當日未能及時按照指令采取措施，本身屬于事后的彌補行為，故鄒某應承擔次要責任。本會酌定鄒某承擔30%的責任，即賠償3308.79元。